著名黄梅戏音乐家、著作家、理论家王兆乾先生于1991年在《黄梅戏艺术》第1期杂志上发表了题为《灯•灯会•灯戏》的专题论文，文中明确指出：“黄梅戏是采茶——花鼓戏系统的成员，也是灯戏。”（第64页）。这是时年63岁的王兆乾先生在黄梅戏研究领域提出的重要新理论，标志着他对黄梅戏起源问题的进一步深化与修正。

在该文中，王兆乾先生对“采茶戏来源于茶山”的传统观点进行了批判。他指出：“有的学者认为，黄梅戏系由民歌发展而成，之所以称作‘采茶’，是因为某地、某山盛产茶，采茶姑娘所唱的茶歌、小调，加上情节便形成戏曲。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。如果仅从音乐的角度考察，固然黄梅戏的唱腔与民歌有密切关系，但从戏剧史的角度来探索黄梅戏的起源，将其简单地归结为源于民歌则显得以偏概全了。”

王兆乾先生从三个方面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：

（一）地理与文化的普遍性问题

他指出：“大江南北几乎山山都产茶，采茶时处处都唱茶歌、小调，就像薅秧、耘田各地都唱山歌、田歌一样。究竟是哪个山头独具形成戏曲之特殊气候？”这一质疑揭示了“茶山说”在解释黄梅戏起源时的局限性，即无法说明为何在众多产茶区中，唯独某一地区能够孕育出黄梅戏这一独特的戏曲形式。

（二）采茶劳动的实际状况

王兆乾先生进一步分析了采茶劳动的现实背景：“看似充满诗情画意的茶山，实际并不那么轻松。正如古老的采茶歌所唱：‘正月采茶是新年/家家户户佃茶园/佃起茶园十二亩/当官写字缴价钱。’自宋元以降，采茶者要负担沉重的赋税，缴纳‘官茶’，而此‘官茶’是由官方指定何时采摘、采摘多少数量的。至今山村仍然流行[官采茶]和[私采茶]两首茶歌，反映的正是茶农的生活实际。采茶的季节性极强，从谷雨到立夏，摘茶姑娘采、炒、揉、烘，夜以继日，劳动十分紧张；茶山上对雇佣而来的采茶女的剥削也是残酷的。很难设想，在如此短暂且繁忙的采茶季节中，会有创造戏曲艺术的条件。”

（三）封建社会女性文化权利的缺失

他还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指出：“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实际是，女性几乎被剥夺了一切文化权利。她们唱唱小曲固然有之，但除非因天灾人祸为谋生计，她们是不会轻易抛头露面于大庭广众前演唱的。采茶戏从其一开始，便‘男为女服’（《隋书·柳彧传》），被封建制度的维护者视为‘花鼓淫戏’。处于重压下的妇女，自然不可能参与这种被视为伤风败俗的活动。因此，采茶戏形成于茶山说，难以令人置信。”

通过对“茶山说”的批判，王兆乾先生提出了黄梅戏起源的新视角。他在文中进一步论述了黄梅戏与灯会的关系：“一种戏曲的形成与传播，是很复杂的文化现象。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、政治、宗教信仰、社会习俗等条件及传统文化的长期积累，是难以实现的。花鼓——采茶戏形成如此庞大的体系，必然有一条文化纽带在它们之间联系着。那么，这条纽带是什么呢？乃是民间长期传承的、一种与民俗和祭祀密切相关的社火、灯会活动。这类灯会、社火活动，又集中地反映了中国长期的、封闭的小农经济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农耕文化传承。采茶、花鼓之名乃从灯会来……采茶戏是因采茶灯而得名，花鼓戏也是因花鼓灯而得名，还有竹马戏由竹马灯而得名，是聚戏的主要手段。”

王兆乾先生提出的“黄梅戏是采茶——花鼓戏系统的成员，也是灯戏”的新理论，实际上是对其1957年出版的《黄梅戏音乐》中相关推论的修正与超越。这一理论不仅为黄梅戏的起源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，也进一步揭示了黄梅戏与灯会、民俗活动之间的深层联系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。